国学是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可以用博大精深来形容国学。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中国历史上“国学”是指以“国子监”为首的官学，自“西学东渐”后相对西学而言泛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那么，我们一起来民族文化看看博大精深的十大国学经典。
1、《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即公元前1100-600年左右的诗歌305首，其中6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诗，故又称“诗三百”。只有题目共四五百年间的民间歌谣（风）、士大夫作品（雅），以及祭神的颂辞（颂）。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其中的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其中的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其中直陈其事叫赋；譬喻叫比；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叫兴。《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诗的内容包括：
风（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雅（二雅：大雅、小雅）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三颂：周颂、鲁颂、商颂）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2、《易经》
《易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被推崇为“群经之首”，内容丰富全面，有完整的哲学体系，从宇宙自然到人生社会都有辩证的论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易经》用抽象的符号来组成各种卦象，其中蕴含着大千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思想是：“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奇一偶谓之数”。从六十四个不同的卦象中，可见古人们“天人合一”的朴素的辩证法。
《易经》是一座智慧的宝库，我们也许悟不透它，但不可以不读它。即使不能完全还原其本意，至少可以以自己的视角去感悟它，只要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进入《易经》的门径，便可徜徉其中，并能从中汲取丰富的智慧营养。读《易经》，哲学家悟得思辨，史学家悟得历史，政治家悟得治世，军事家悟得兵法，企业家悟得经营与管理的真谛，是一种追求真理、不断接近真理的享受。
《易经》作为一本永不过时的经典之作，就多数人而言。读解之难犹如一部天书，但如果读者心有所用，始终抱着“君子终日乾乾”、“与时俱进”的态度，相信必能悟有所得。
3、《论语》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着作之一。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语录体”。是中国现传扬并学**的古代着作之一。
《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包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而《齐论》则在汉魏时期失传。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着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4、《道德经》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着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着。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着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
《道德经》主题思想：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哲学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伦理上，老子之道主张纯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也就是从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会秩序的光明正道。
《道德经》这部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宝典，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无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的铸成，还是对政治的统一与稳定，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的世界意义也日渐显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探求其中的科学奥秘，寻求人类文明的源头，深究古代智慧的底蕴。
5、《墨子》
墨子为先秦天下十豪之一，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对哲学、逻辑学都有研究和贡献。此外，他在军事学、工程学、力学、几何学、光学上都有相当的研究和贡献，先秦的科学技术成就大都依赖《墨子》以传。《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着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
文章由小及大，连类比譬，逐层推理。典型的例子如《非攻》。《墨子》文章的第二个特点是质朴无华，造句遣词口语化。
《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汉代以后，墨学几成绝学，直到清代，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6、《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7、《孙子兵法》
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孙武兵法》，13篇，现存最早的兵书，孙武着。
孙武，字长卿，生卒年不可考，春秋末期齐国人，从齐国流亡到吴国，辅助吴王经国治军，显名诸侯，被尊为“兵圣”。
《兵法》每篇皆以“孙子曰”开头，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这是《孙子兵法》的重要贡献，二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军事着作中的经典之作，他总结的用兵原则，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领袖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世界各大军事院校和军事研究机构，都把《孙子兵法》作为教材和研究资料。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商场”人士，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孙子》当然是首选。此书文句趋向整齐，善用排比铺陈叙说，比喻生动具体，使理论通俗易懂，以作战的缜密思维为文章谋篇布局，对孙武而言，如烹小鲜。所以，即使是对兵法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实战演**，阅读此书，对于提高自己的思维，也大有裨益。
迄今最早的传世本为银雀山竹书《孙子兵法》，惜为残简，不能窥其全貌。注本以曹操注最早，今人新出的有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等。
8、《山海经》
《山海经》，十八卷，撰者不详，古代地理类史书。西汉刘歆校书时，有三十四篇，歆并为十八篇，《汉书艺文志》着录为十三篇，今本为十八卷，计山经五，海经十三。记大小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河流大泽三百余，动物百二十七种，异国九十五，及《夸父逐日》等神话故事。所载地理、博物、故事、神话极为丰富，自古号称奇书，影响深远。近代玄奇小说《镜花缘》，大部分素材即取自《山海经》。
《山海经》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从好仙术之郭璞到文学战士鲁迅，都爱不释手，陶渊明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大部分成为传诵千古的佳句。聪明的人都十分好奇，并且想象力极为丰富，《山海经》是为聪明人写的，给聪明人看的神话。其中记载的缥缈的仙山与瑞兽，常常为后世所引用，如宋杨亿据《山海经》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无标榜之意。
9、《史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着，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着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着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着有《史记》，《汉书·艺文志》着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10、《金刚经》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根据不同译本，全名略有不同，鸠摩罗什所译全名为《金刚般若（bōrě）波罗蜜经》，唐玄奘译本则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梵文Vajracchedika-praj?āpāramitā-sūtra。《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5176字或5180字）。唐玄奘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共8208字，为鸠摩罗什译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其他译本则流传不广。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系经典，后秦鸠摩罗什译。般若，梵语，意为智慧；波罗蜜，梵语，意为到彼岸。以金刚比喻智慧之锐利、顽强、坚固，能断一切烦恼，故名。此经采用对话体形式，说一切世间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即是非相；主张认识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放弃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追求，以般若智慧契证空性，破除一切名相，从而达到不执着于任何一物而体认诸法实相的境地。《金刚经》是中国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
《金刚经》（梵文：Vajracchedika-praj?āpāramitā-sūtra（金刚经梵文名称修改）'）于公元前494年间，成书于古印度。是如来世尊释迦牟尼在世时与长老须菩提等众弟子的对话纪录，由弟子阿傩所记载。是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之一，为出家、在家佛教徒常所颂持。20世纪初出土于敦煌的《金刚经》，为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现存于大英图书馆。
